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山东，王效禹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人物，他曾是掌权的省级领导，风头无两，备受推崇。然而，曾经辉煌的他最终却以失势和被开除党籍的结局收场，令人唏嘘。年轻的时候，他是一名热血青年，曾在战场上奋勇作战，那么他的变化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？早在1938年，王效禹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抗日战争时期，面对日军的疯狂扫荡，他率领队伍与敌人拼死抵抗，最终破围而出。建国后，他在山东检察院任职，表现出色，甚至《大众日报》曾专门赞扬他是艰苦朴素、清白廉洁的干部。王效禹性格直率，敢于发表不同意见，虽然这让他受益，也埋下了祸根。
在反右派斗争中，王效禹的四名下属被牵连，他在得知后毫不犹豫地从青岛赶到济南，坚决抵制这一行为，并竭尽全力想保住他们。结果不仅未能救下四人，他自己也因此被指控包庇，遭到降职和留党察看，直到1965年才重返政坛。在这次复归中，他结识了张子石，且早年受到康生的赏识，借此攀升至山东的权力巅峰。
手握权力后，王效禹明显变得狂妄，与早年那种谦逊的态度完全不同。他的妻子刘崇玉也是个不甘示弱的人，获得了“刘政委”的称号，在青岛积极宣传，甚至捏造出“王效禹思想”，试图树立个人权威。但随着她权力欲的膨胀，与王效禹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，最终以入狱而告终。王效禹却对此并不满足，他的野心膨胀，向徐州发起挑战，得罪了南京军区的司令员许世友，从而开启了二人之间的恩怨。他试图在华东地区展开自己的政权，发起“反五旧”运动，实际上是在孤注一掷，冒着风险打拼。此时，他敌人愈发增多，导致他失眠，甚至生病。
在党的九大上，众多代表开始揭发他的错误。当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劝他认错时，他并不听从，依然我行我素。许世友对此怒火中烧，在会上怒斥王效禹，令后者无从反驳。即便如此，王效禹依然当选为中央委员，心中松了一口气，觉得自己保住了地位。然而，九大后，毛主席和周总理均对其在山东的错误行为发表了批示，王效禹因此被边缘化。1971年3月，他被解职并派往东北进行劳动改造，1979年则被正式开除党籍，绚烂的政途就此画上句号。
此后，王效禹回到了他的家乡青州，许多和他并肩作战的老战友早已陨落，他时常感叹自己为何幸存，生怕触及烈士遗属的伤痛。他甚至向组织申请想去烈士陵园工作，以寄托哀思，但未获批准。晚年的他生活简单、规律，每天坚持练习拳击，还沉迷于毛笔字书法，谦虚地表示不敢妄自称能。1995年，发现患有冠心病住院后，他对病情极为消极，拒绝治疗，认为不该浪费国家的资源。经过一个多月的挣扎，他的精神有所好转，却在短时间后离世，享年81岁。
早年王效禹确实是个能干、敢担当的革命者，无论是抗战还是初创时期的工作，表现都十分出色。但权力其实是一把双刃剑，人在把握权力时，容易迷失自我，忘记初衷。他因与权势相交而滥用职权，最终背叛了民众的信任，落得今日的下场，事与愿违。
